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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“規(guī)矩”的改革

  文/張良

  形形色色的“改革”在進行,它們都有一些堂皇的理由。但是,那也是一些搖擺的理由。既定的“規(guī)矩”在它們面前時有時無,時軟時硬。而決定“規(guī)矩”的有無和軟硬的,自然是讓任何人都無法視而不見的利益。過去的改革讓社會富裕了,而越來越多的金錢,以及由此而生的利益集團則快要絆住改革的腳了。

  有利可圖的改革?

  經過世紀末的最后狂奔,在許多地方,房改的大幕已經落下。但是,對更多的人來說,“房改”并不是一個已經過時的詞。

  讓我們先來看看當初的“理論”設計。由單位(及它們背后的國家)提供住房,負責維修,僅收取少量租金的模式已讓國家財力不堪重負。于是,將房子以相當大的折扣賣給員工──因為過去的工資結構中根本就沒有包含住房消費這一塊,同時對未來的員工提供適當的住房貨幣補貼,國家從此退出這個資金的泥潭?雌饋硎且粋皆大歡喜的結局。

  或許正因為對具體操辦的部門、單位和個人來說,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有利可圖的改革,所以它在各地的推進異常地迅速順暢。在有足夠的財力來趕末班車的某些部門,加緊建設和購置房產,并轉手以低價賣給任何一個員工就成了一種正常的“反應”。年終的那一段時間,一些中心城區(qū)的許多半拉子高檔樓盤都掛出了“保證確權,無礙房改”的大幅廣告。這些一度滯銷的樓盤在世紀末的房改中發(fā)現了機會──當然,這個機會并不是提供給所有的“單位”的。事實上,這些價值數十萬的房子的確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被仁慈的“單位”以差不多1/10的價格“房改”給了員工。當房改的截止時間已到,所有拿到“房票”的人都像參加過一場盛宴一樣,帶著疲憊和充實的胃散場了。

  房改似乎已經結束──雖然它才僅僅進行了一半。貨幣分房的原則、資金、期限等等進入了“慣!钡奶幚沓绦颍簿褪钦f,一個遙遙無期的流程之中。至此,改革的速度并不奇怪地慢下來了。決定前后辦事效率差異的,自然是主事者在其中的利益“深度”的差異。

  當規(guī)矩碰到利益

  國企改革是近年一系列改革的重頭戲。新華社的權威刊物《了望》說:國企3年脫困的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。因為所說的“國企脫困”是指大中型虧損國企大部份脫困。提出目標的1997年底,這些國企的數目是6599戶,兩年下來,已脫困3387戶,超過半數,可以說任務已完成。

  當然,國企改革的目標不只是脫困那么簡單。最近,朱镕基在德國訪問時說,國企的根本性改革,在于加快建立規(guī)范的現代企業(yè)制度,積極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,推進股份制改革,并要進一步健全、完善法律法規(guī)。這可看作是國企改革的基本規(guī)則。

  改革是需要一些“規(guī)矩”的,而且這個規(guī)矩一向很明確,在各種講話、報告、決定和方針里都有據可查。而一旦規(guī)矩沒有了,或被歪曲、被利用了,稀奇古怪的“改革”便會出籠。作為國企股份制改革的落腳點,中國的股市就充滿了這類奇怪的“改革”。

 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(guī)定,上市公司連續(xù)3年虧損,應由中國證監(jiān)會終止其股票上市。而一些嚴重資不抵債的公司,等待它們的應是法定的破產程序。但股市是一個利益太豐厚的場所,在鐵打的利益面前,紙糊的規(guī)則經不起輕輕一碰。

  目前,上市公司中賬面資不抵債者已達12家,連續(xù)3年虧損者已有8家(冠以PT美名,即“暫停股票上市”后仍可在市場上“特別轉讓”)。它們仍以各種名義在市場交易,且股價時有漲停板的壯舉。其中,連續(xù)兩年巨額虧損的鄭州百文總資產為12.78億元,而流動負債高達25.45億元。在最大債權人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后,一場資產管理公司與鄭州市政府的艱難談判開始展開。沒人知道,這條不歸路還要走多遠?一條清晰明了的游戲規(guī)則被復雜的利益攪得模糊不清。

  從不賺錢的行業(yè)退出?

  中共十五大報告說,國企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則是“退出”,除了關系國家安全和必須由國家壟斷的極少數領域外,國有資本應從一般競爭性行業(yè)退出。

  在掌管著大量國企的許多主管部門那里,我們看到了他們對“退出”的獨特理解。即使進行股份制改造,建立所謂現代企業(yè)制度,也要用控股權盡力保持其“主管部門”的地位。

  一家西部的上市公司,在1994年上市籌得數億資金后,有了股份公司的面貌,現代企業(yè)制度的框架,和絲毫沒有改變的企業(yè)治理結構──處級的董事長、總經理由當地黨委組織部任命,監(jiān)事會主席由工會主席兼任,具有絕對控股權的原生產總廠像往常一樣安排股份公司的生產、銷售。唯一的變化是:多了一些讓他們犯錯誤的錢。四處開花的投資最后把原來的主業(yè)也拖進了深淵,公司已連續(xù)兩年虧損。專家們建議:應該退出了。在股份公司謹慎談判挑選后,一家沿海的企業(yè)入圍,購買部份國有股的600萬訂金已送到,當地一個州長說:我們的企業(yè),怎么能讓外人控制呢?交易泡湯。

 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:一部份人在舊有的國有經濟里面有錯綜復雜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。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礙非國有經濟大發(fā)展,同時用給優(yōu)惠政策、發(fā)補貼、放貸款等多種方法支持、扶持國有企業(yè),再生產黨政企不分的舊體制。

  近期引人注目的是,在一些上市公司里,一些因經營不善,被迫出讓部份股權以引進外來投資者的地方國資管理部門,現在也紛紛殺起了回馬槍,調動一切手段,上演一幕幕董事會控制權的爭奪戰(zhàn)。

  而另一些更“聰明”的管理者,則把“從競爭性行業(yè)退出”貫徹為“從虧損性行業(yè)退出”,進行一場“從麻煩中脫身的改革”。

  金融體制改革是多年來中央呼吁推動的重要改革,其要害在于減少行政干預,降低金融風險。但是,最終讓地方諸侯們動起來的不是這個重要的改革原則,而是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風暴。在風暴中變得千瘡百孔的各地信托投資公司、城鄉(xiāng)信用社,以及準金融性質的海外“窗口公司”,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惡夢。在向中央借入用于善后的巨款后,這些“麻煩制造者”紛紛被清除了。

  對許多手握大權的部門來說,他們并不是不喜歡改革。但是,他們要的是由他們來決定時機、方向、手段和結果的改革。退出的要害不在于是不是競爭性行業(yè),而在于是盈是虧。對盈利的領域“加強管理”,對虧損的領域自由放任。有著豐厚利潤的行業(yè),無論多么需要競爭也不會輕言開放。

  以民利為重

  喪失公正原則,以自身利益為指揮棒的改革會讓改革走進死胡同,會讓部門、地方小利損害社會、國家大利。

  一個市的交通管理部門最近出臺規(guī)定,說遍布全市的貨運市場造成了混亂,不便管理,特決定由管理部門投資興建幾個大型貨運市場,以便集中管理。理由無懈可擊,但無法掩蓋這個決定背后的利益沖動。業(yè)內人士說,這個被廣大個體私營業(yè)者經營成熟的市場,每年的利潤以億計。經過20年的減政放權,讓利予民,讓市場而不是計劃來配置資源后,一些政府部門有重新奪回社會資源的傾向。同時,對每一次重大的資源退出,則進行或明或暗的抵抗。從政府機構改革、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推進的艱難,我們大致可見一斑。

  中國入世已被看作是第二次改革開放,通常的說法是,政府和企業(yè)從此要按規(guī)則、按國際慣例辦事。但是,這更多的是一種“對外”的承諾。實際上,對我們的未來更重要的是,在“對內”交往中我們的管理部門按什么規(guī)則辦事?誰是這種規(guī)則的約束力量?

  5月,在中國入世前景明朗后,國家計委新聞發(fā)言人鄭新立表示:“入世”后中外企業(yè)將一視同仁。中國加入WTO后向外商開放的領域都會向國內企業(yè)開放。這是一個相當鼓舞人的信息。當內外的游戲規(guī)則逐步需要一視同仁時,體制改革的艱難也更加凸現。有人說:企業(yè)入世,政府更要入世。這可看作是對改革的一種期望;又有人說:改革不要傷害任何人的利益。當這句話從一個不尋常的人的口中說出時,我們更多感受到的,是改革的無奈。

  (摘自《南風窗》2000.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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